第一次国共和作的建立 历史意义及具体过程
第一次国共和作的建立 历史意义及具体过程:一、第一次国共和作的建立1924年至1927年,一场以推翻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和北洋军阀为目标的革命运动,似滚滚洪流席卷中国大地,人们通常把它称为“大革命”或“国民革命”。这时的各种革……好学途(www.vaiok.com)小编为你整理了本篇文章,希望能解对你有所帮助!
一、第一次国共和作的建立
1924年至1927年,一场以推翻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和北洋军阀为目标的革命运动,似滚滚洪流席卷中国大地,人们通常把它称为“大革命”或“国民革命”。
这时的各种革命力量,远不如统治着中国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强大。党认识到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决定采取积极步骤去联合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
正在这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1923年1月根据马林的提议作出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的决议传到中国,对促进国共合作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此时的国民党大体上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它在几经挫折后,没有多少实力,而且成分复杂,组织松散。但它有几个不容忽视的优势:一是它的领袖孙中山在人们心目中是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他所领导的国民党在社会上是有威信的。二是在中国南方建起了一块能够容纳各种革命力量进行活动的根据地,拥有一支数万人的军队。三是孙中山在经历多次挫折后,深感其领导的革命必须改弦易辙,真诚地欢迎共产党员同他合作,欢迎苏联援助中国革命。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准备建立统一战线时,首先同国民党合作是经过慎重选择的。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于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30多人,代表党员420人。大会正确地估计了孙中山和国民党的革命立场,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三大还明确规定,在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时,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三大选出新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谭平山、毛泽东、罗章龙组成中央局,选举陈独秀为委员长。
三大以后,国共合作的步伐大大加快。1923年10月初,应孙中山的邀请,苏联代表鲍罗廷到达广州,不久被聘为政治顾问。国民党的改组很快进入实行阶段。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孙中山主持在广州举行。出席开幕式的代表165人中,有共产党员20多人。李大钊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大会通过的宣言,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出新的解释。民族主义突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民权主义强调民主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民生主义则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为两大原则。这个新三民主义的政纲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是基本一致的,因而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
国民党一大在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大会选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等十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或候补委员,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虽然国民党内部情况相当复杂,但它已开始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
国民党一大的成功,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这次合作实现后,以广州为中心,汇集全国的革命力量,很快开创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局面。
国共合作的实现,促进了工农运动的恢复和发展。
二、第一次国共和作的历史意义
1.国共合作的形成,加快了中国革命前进的步伐;
2.北伐战争的的迅猛发展,威慑了帝国主义列强;
3.党大大地拓展了成员数量和组织,建立了一定数量的工农武装;
4.合作失败后,使党开始成长成熟,懂得了进行土地革命和掌握革命武装的重要性。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目标
1、促成全国人民空前的大团结
2、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3、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三、具体过程: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结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式的合作。1935年,华北事变使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引起国内阶级关系和国际关系的重大变化和各种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中国的两个最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政策相应地发生变化。6月10日,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发表宣言,号召各级党的组织必须与一切可能反蒋抗日的政治军事派别协作,共同进行反蒋抗日的武装斗争。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和中国苏维埃政府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接着,中共中央于12月下旬在陕西省安定县瓦窑堡举行政治局会议,批判了党内的关门主义错误,通过《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会后,毛泽东又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地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次年8、9月份,中共中央根据形势的进一步变化情况,又发出致国民党书和《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明确提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组成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并把“抗日反蒋”口号改为“逼蒋抗日”。此时,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也被迫对其政策作出调整。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后,蒋介石集团对正在进行中的中日外交谈判采取了比较强硬的态度;调整了对苏联的政策。与此相联系,蒋介石在1935年11月又提出“打通与共产党的关系”。在上述情况下,从1936年初开始,国共两党间打破长期对立的僵局,通过多种渠道,双方派出代表,进行秘密的接触。尽管这个接触由于国民党方面缺乏合作的诚意,只是想借谈判“合作抗日”,达到“招抚”共产党和“收编”红军的目的,没法达成协议,但还是沟通了彼此的情况,增进了相互间的了解,从而为两党的正式谈判开辟了道路。但是,蒋介石仍没有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继续进行“剿共”。1936年12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国共两党间长达10年之久的内战基本上停下来,为国共第二次合作创造了前提条件。1937年2月9日至9月下旬,国共两党代表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和南京等地举行了6次谈判。经过7个多月的反复商谈,国民党终于同意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3个师,共计45万人,在3个师之上设总指挥部,由朱德和彭德怀分别担任正副总指挥;并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布《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事实上宣布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至此,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第二次国共合作,促成了全国人民空前的大团结,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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