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中七贤是指哪七个人 竹林七贤指的是哪几个人

竹林七贤指的是三国魏正始年间（240—249）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以及阮咸七人。因为常在当时的山阳县竹林之下喝酒、纵歌，肆意酣畅，世谓七贤，后与地名竹林合称。

“竹林七贤”这个名号最早出自东晋名士孙盛所著的《魏氏春秋》，而后开始广为流传。从字面来看，“竹林七贤”所展现的是三国时期著名思想家、音乐家、文学家嵇康，同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和刘伶六位名士，在自己所住的山阳居所旁的竹林里纵情游赏的场景。

“七贤”在“竹林之游”中各抒己见，展现自我的自由状态，不但成为魏晋文化的象征，而且对中国文士阶层的风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七贤”诸人的事迹也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

然而，在20世纪40年代，史学大家陈寅恪先生开始对“竹林七贤”的历史存在提出质疑。他认为“竹林七贤”的名号是受晋朝时期佛教“格义”风气盛行的影响，取天竺“竹林精舍”之名加于《论语》“作者七人”，再加上一批文人著书，“竹林七贤”的名号才流传开来，而“竹林七贤”其实并不存在。陈寅恪先生的质疑，让本就遥远的“竹林七贤”的历史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那么，“竹林”究竟在何处，“七贤”到底为何人？

1、“竹林”在何处？

在《大正新修大藏经》中，关于释迦牟尼在王舍城迦兰陀讲经园林的翻译一共有三种：竹园、竹林和竹林园。在“竹林七贤”典故形成的东晋初期，按照当时中国社会的思想观念和语言习惯，贵族园林多以“园”命名，因此释迦牟尼说法处大多被译为“竹园”，而不是“竹林”。

此外，两晋之际盛行的佛教“格义”，与“竹林七贤”存在着可类比的共性，但七贤的“竹林之游”和佛教的“竹园讲经”的性质完全不同。前者是自由的清谈饮酒，后者是神圣的布道讲经，彼此并不能构成“格义”。因此，“竹林”因佛教“格义”的杜撰之说并不成立。

既然“竹林”并不是杜撰之说，那么“七贤”相聚的“竹林”究竟在哪里呢经过史学家对历史文献的分析和实地考察，最终确定“竹林之游”有两处，即嵇康的两个故居：山阳园宅和嵇山别墅。

山阳园宅位于现在河南省辉县市鲁庄与山阳村之间。园宅两旁均有葱茏的竹林生长，南边有一股常年喷涌的泉水，称为“竹林泉”。后人在山阳田宅原址修建“七贤祠”，元末又改为佛教庙宇“竹林寺”，如今竹林寺遗址与竹林泉相邻。

魏晋士人除了拥有经常性居住和经营的园宅，还会在依山傍水的地方修建游乐性的别墅，供士人们游赏自然，纵情于山水。史书中把这些别墅称为“山墅”。

嵇康在距自己居住的山阳园宅西北二十五里处的嵇山便拥有山墅，此处便是“竹林之游”的第二个处所。嵇山有一个宽三十米、长百米的平缓地带，有清泉、山溪，风景优美，嵇山别墅便建在此处。后来嵇山别墅被佛教庙宇“百岩寺”取代。“刘伶醒酒台”“孙登长啸台”“阮氏竹林”“嵇康锻灶”“淬剑池”等“竹林之游”的古迹都集中在这一带。

嵇康的这两处故居都位于太行山以南的河内郡。由于竹子自古便生长在这里，甚至作为经济作物大面积被人工种植，所以随着汉晋之际庄园经济的发展，北方的士大夫在修建风景秀丽、自给自足的庄园时，一般也都要种竹子。嵇康的两个宅院自然满园都有竹子，竹林有竹，“竹林之游”之名可谓名副其实。

至于为何汉晋时期北方士大夫都选择在河内郡修建庄园，除了此地土地肥沃，多泉水、瀑布和河流之外，还和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汉末长期战乱造成中国北方人口锐减，出现了大量的荒田，这种现象在主战场洛阳附近的河南、河内郡尤为明显。

因此当魏国建国迁都洛阳时，由于地广人稀，官员们多在京畿地区占田建宅。再加上当时魏国对南方吴国用兵，从皖北寿春到洛水以南地区都被划为“屯田区”，所以位于洛阳北部、洛水以北的河内郡自然成为战略后方，官员们也都集中在这里建造自己的宅院。

2、“七贤”为何人？

“七贤”之名人们虽已耳熟能详，但包括陈寅恪先生等一些史学家对此仍存质疑，他们认为“七贤”故里各自不同，根本没机会一同交游。但其实在曹魏前期，由于九品中正制改变了传统的乡里选举，士人大多离开本土，集中到首都洛阳和京畿地区居住，因此籍贯和“七贤”的实际居住地并无太大关系。

嵇康原籍为谯郡人，但他的父亲为曹魏时期的督军粮侍御史，所以在京畿地区的河内郡山阳建有自己的庄园，嵇康自然也生活在这里。王戎原籍琅琊，自幼在山阳生活也是因为其父王浑在此地置下园宅，成为嵇康的邻居。山涛与向秀的原籍分别为河内郡怀县的小虹桥村和尚村，本就是京畿地区生人，二人的家与山阳园宅相距不过七十多里。

沛人刘伶同样不在原籍沛国居住。他虽然放浪不羁，行踪不定，但一生基本生活在洛阳与河内一带。而位于山阳、怀县相邻的获嘉县的刘伶墓，则佐证了他在河内郡生活。

阮籍住在洛阳城外谷水转曲东流处，该地也因此得名为“阮曲”，阮籍的侄子阮咸自然也和阮籍同居此地。洛阳与山阳虽然相距二百五十里左右，但当时长住洛阳的达官贵人、文人墨客，最喜欢的便是北上河内，到太行山南麓纵情于青山绿水之间，在山墅里饮酒清谈。因此，洛阳和山阳的距离并不能成为阮氏叔侄参加山阳“竹林之游”的阻碍。

至于“七贤”是如何相识的，这其中山涛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正始五年（244年），三十九岁的山涛任河内郡功曹。作为负责选拔人才的官员，山涛结交了在河内居住的才子嵇康，而后他又将新识的阮籍介绍给嵇康。

三人在山涛家的一次小聚上相谈甚欢，结为知己，这次小聚便成为“竹林之游”的开端。紧接着三人便介绍各自的好友加入：向秀和山涛故里相近，两人年少相识，因而向秀自然由山涛介绍；阮咸作为阮籍的侄子，自然由阮籍介绍；王戎得阮籍赏识，也是由阮籍介绍加入“竹林之游”；刘伶则是因为和嵇康、阮籍二人同气相求，兴趣相投，受二人之邀加入。

3、竹林之游发生在何时？

“竹林之游”的时间是目前学术界对于“竹林七贤”存在与否争论最多的地方，而争论点在于山涛、阮籍和嵇康都曾在洛阳任职，“七贤”很难有机会同时相聚。但是，从正始八年（247年）起，面对曹爽与司马懿两大政治集团的矛盾激化，山涛、阮籍和嵇康像许多不愿卷入其中的士人一样，相继从政界退出，回乡隐居。

从山涛辞官回乡的正始八年到嵇康被杀的景元三年（262年），“竹林之游”持续了十五年左右。以嵇康甘露元年至四年（256~259年）离开河内赴河东学道这三年为界，“竹林之游”可划分为前期（247~256年）和后期（259~262年）。

前期以嵇康、阮籍和山涛为核心，“竹林之游”的目的是避开洛阳曹爽和司马懿争斗的政治旋涡；后期以嵇康和向秀为核心，目的是消极抵制司马氏的“名教之治”。

但无论是前期还是后期，“竹林之游”的人员组成并不严密。除了“七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名士参加，加上“七贤”中个别人还在为官，因此“七贤”确实鲜有机会能同时相伴交游。

但是经过史学家对史书古籍的分析，发现在正始九年（248年），“七贤”都没有官职，并且都在山阳，因此“竹林七贤”的故事只有可能发生在这一年。而自正始十年（249年）高平陵事变，阮籍被司马懿辟为从事中郎之后，“七贤”便再也没有机会全部相聚于山阳竹林，一同交游了。

不过，依旧有史学家对“竹林七贤”的故事发生在248年提出质疑。因为“七贤”年龄差异很大，这一年“七贤”中年龄最小的王戎年仅十四岁，不可能参加成人的清谈。

但其实，根据史书记载，王戎从六岁开始就以超常的聪明才智名扬天下，并且在十四岁时，也就是248年得到年长二十多岁的阮籍的赏识。加上王戎家住山阳，阮籍自然便带着“神童”王戎一同参加“竹林之游”了。

4、竹林七贤故事演变

“竹林七贤”的名号产生于东晋，但“竹林七贤”的故事却发生在魏末时期，三国西晋之际的文献均不见记载，这主要是和当时严酷的政治背景有关。魏末高平陵事变之后，中国历史走上了长达十六年的魏晋禅代之路。

以反抗司马氏“名教之治”为主题的竹林清谈最终以嵇康被杀而衰落。在政治恐怖的环境中，士大夫都不敢执笔为持不同政见者树碑立传。

西晋王朝建立后，随着当年支持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事变的老一代礼法之士退出历史舞台，正始时期的竹林名士及追随者们的地位开始逐渐上升，思想环境相对宽松的时代也开始了。晋武帝司马炎执政时期便开始善待那些葬身于魏晋禅代之路上的玄学名流及其后代。

以晋武帝的逝世为标志，西晋王朝进入元康时期。此时，除了王戎尚存外，无论是“竹林七贤”的其他六人还是魏末迫害竹林名士的礼法派官员，都已离开人世，魏晋玄学清谈也在这个时期出现了继正始时期之后的二个高潮。

元康时期竹林名士反礼法的言行和此时玄学放达自由的风格十分契合，再加上王戎的同族王导、王敦辅佐司马睿建立东晋王朝，王氏家族在士族阶层一时风光无两，于是王戎和其他名士“竹林之游”的故事便开始在东晋初期广为流传。

《世说新语·文学》中另有一篇关于“竹林七贤”的描述。在这篇故事里，东晋文学家袁宏完成他的著作《名士传》之后，有一次见到名臣谢安。谢安看过《名士传》里有关于“竹林七贤”的介绍，便笑着回答他对袁宏讲的江北“竹林七贤”的故事都是玩笑话，却没想到被袁宏写成书。

“竹林七贤”的名号出自东晋名士孙盛所著的《魏氏春秋》。西晋永嘉三年（309年），孙盛十岁时渡江南下，到东晋建立的建武元年（317年）已经成年，属于东晋第一代名士，比江左出生的第二代名士谢安年长了二十岁，因此，“竹林七贤”起于谢安说无法成立。

那么，谢安为什么说“竹林七贤”的故事是自己瞎说的呢？

陈郡谢氏是魏晋时期后起的家族，在东晋初期还没有很大名望，直至谢安出山后家族势力才渐渐兴盛起来，到淝水之战声望达到极盛，成为可以与久负盛名的琅琊王氏相媲美的高门大族。王、谢两大家族本来一直通婚，关系甚好。

但王氏子弟以门第骄人，轻慢虽是后起但已显赫的谢氏家族。谢氏家族对此难以忍受，最终导致王珣兄弟与谢氏离婚，两大家族关系破裂。因此，谢安对“竹林七贤”的名号和故事发出质疑和贬抑便可以理解了。

而作为第一个提出“竹林七贤”名号的孙盛，虽然一直以来在琅琊王氏的政敌庾亮手下任职，但他经常参加王戎同族——王导等人举办的清谈会。史书中虽然没有记载孙盛和王导的关系，但从孙盛在王氏和庾氏两大家族的斗争中对王氏的友好态度，以及与东晋中兴名士密切交往，打听前朝故事来看，孙盛凭空杜撰“竹林七贤”的故事是不可能的。

虽然“七贤”同游竹林的时间很短暂，甚至很有可能只有一次共聚，但这一刹那由于特殊的时代因缘，“竹林七贤”作为魏晋清流名士的象征，不仅在历史的记忆中定格，也在中国文化的版图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